于敏在北大攻读物理期间，有次数学系出了一场超高难度的考试，平均分才20分，而他竟考了100分，这还只是开胃小菜，真正震撼的是后面这件事！
北京的夏天闷热，校园的走廊里全是翻书声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北大物理系，聚集了一批天赋过人的年轻人。传说那次数学考试，题目难得离谱，平均分只有二十。考卷一发下来，没人笑。有人说，于敏交上去的答卷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产物。等分数出来，他拿了一百分。这个传闻一直在流传，校史档案没写，但读过他论文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人的脑子确实不一样。
1926年，于敏出生在河北宁河。父亲是乡里教书先生，家里不富，却极爱买书。那时的少年天天摆弄算盘、尺规，对数字有种近乎执拗的兴趣。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，正值抗战尾声，北大暂迁重庆。山城湿热，学生靠油灯读书。叶企孙、周培源这些名字，在当时已是学界传奇。课堂上，于敏笔记密密麻麻，连公式推导都写成小楷。
两年后学校迁回北京，物理楼重新开课。于敏的成绩一骑绝尘。那场被传成神话的考试，就发生在这一阶段。数学系的试题极难，考场上有学生当场交白卷。传闻说只有一个人拿满分，叫于敏。无论真假，这个故事像标签一样贴在他身上。周培源评价他“思维极快、逻辑干净”。研究生阶段，他主攻理论物理，论文写的是流体力学与相对论。当时北大能写出这种深度的研究者屈指可数。
展开剩余73%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于敏留校任助教。那时学校经费紧张，实验条件简陋。年轻教师靠粉笔讲理论，靠心算验结果。他常熬夜推导公式，天亮时把稿纸叠整齐放抽屉。北大同事记得，他的桌面永远干净，计算从不拖泥带水。没人知道，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几年后会消失在人群里，进入国家最机密的科研领域。
1951年，于敏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。那个地方后来成了中国核事业的摇篮。实验室简陋，空气中弥漫着石墨粉尘和焊接味。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理论体系。年轻人一边翻译外国论文，一边重新推导。文件资料有限，很多概念要自己摸索。于敏总能比别人先抓到关键变量，用最短路径走完复杂计算。
1955年，国家成立原子能研究所，钱三强坐镇指挥。于敏进入新的研究组，专攻原子核结构。他那时发表的几篇论文，成为国内核理论的重要基础。短短几年，他从助理研究员升为骨干，参与起草多项实验方案。科研人员记得，他讲话不多，却常在关键时刻一语中的。
1958年，中国启动氢弹理论攻关。那是绝对保密的任务，连家属都不能透露。名单里出现了于敏。此后他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整整二十八年。研究所给他换了代号，身份对外保密。所有档案、通信、行程都被封存。世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只有科研档案里留下密密麻麻的公式。
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那一天的新闻只写了“我国氢弹试验圆满成功”，没有提任何科学家的名字。于敏在现场没有掌声，没有采访，只有一串数字代表成果。那串数字验证了他提出的关键理论模型。氢弹成功的背后，是他和团队推演出的能量转化方程，是无数次演算、失败与重构的结果。
之后的几十年，于敏继续在封闭环境里工作。理论研究、数据校核、实验验证，一遍又一遍。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，没有署名的荣誉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才重新出现在公开会议上。那时国家恢复正常科研体系，他担任研究所副所长，负责青年培养。每次新生入所，他只说一句：“做科学要坐得住冷板凳。”
1990年代，于敏逐渐淡出一线，转向战略咨询和核能和平利用的研究。会议记录里常见他的批注，语句简洁，思路清晰。他关心基础科学教育，建议高校加强理论课程。他从不提氢弹，只讲数学与物理。有人问起过去，他笑笑，换话题。那些年，他始终没离开书桌。
2014年1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授予于敏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。颁奖现场，掌声持续很久。他站在台上微微点头，那张朴素的脸终于被全国看到。官方评价写道：“为我国氢弹理论创新和突破作出卓越贡献。”对他而言，这只是一次迟到的公开致谢。
2019年1月，于敏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3岁。追悼仪式极简，灵堂上摆着一张黑白照片。人们这才真正意识到，这位“隐形科学家”的人生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。他的学生说，老师留下的精神比任何成果都珍贵——把聪明才智和安静心力交给时代，这才叫天赋的使命。
今天人们仍爱讲那个北大满分的故事。无论它是真是假，都像一种象征，代表着天才与奉献的结合。真正的震撼不在那场考试，而在此后几十年他对国家科学的沉默付出。从教室到实验室，从黑板公式到核爆数据，于敏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条推导线——起点是求知，终点是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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